1983年，南极第十二次协商国会议中，三位代表之一的郭琨是第一次代表国家出席。
郭琨等三位代表含泪离开，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若无法在南极建立我们自己的考察站，就再也不来参加这个屈辱的会议。”
说起南极这块遥远的白色大陆，人们首先想到的会是壮观的冰山、绚丽的极光、憨态可掬的企鹅......但实际上，南极也是巨大的“宝库”。
这里常年被冰雪覆盖，蕴藏着地球72％的淡水资源，地球上上90％的陨石都采自南极。
煤矿储存量大约5000亿吨，铁矿蕴藏量足够全世界开发利用200年，石油储存量500-1000亿桶，天然气储存量高达3000-50000亿立方米。其他的还有超过220种金属矿藏，包括金、银、铂等。
而这块地球上最偏远的大陆，一直以来并不为人所知，直到19世纪随着一些冒险者的到来，才揭开了这片“未知的南方大陆”的神秘面纱。
当时，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期，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蒸蒸日上，西方国家也纷纷向世界各国进行探索与殖民。
这块神秘大陆的发现，让这些国家蠢蠢欲动，毕竟在历史上，一些国家都信奉“先到先得”。
英国、日本、新西兰、法国等成功登录南极的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拥有了某一块土地的主权，“瓜分南极”的热潮就此展开。
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各地反殖民地呼声慢慢的升高，那些试图“瓜分南极”的一些国家不但会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美苏也会出手制止。
一个又一个科考站犹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这里仿佛成为了世界各国的科学研究所。
二战的惨痛经历让世界人民意识到，这块最后的净土不应该再被政治与军事所染指。
1959年12月1日，12个国家纷纷签署了《南极条约》，冻结了各国对南极领土的要求，禁止一切军事性质的措施，并且协调各国的南极科考计划。
虽然中国人对于南极的关注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但直到1964年才正式成立国家海洋局，南极考察成功被列入国家议事日程中。
1983年9月13日到9月27日，第12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办，会议持续半个月，共有30多项议程。
参加会议的协商国有16个，受邀的缔约国有9个，刚刚成为缔约国的中国也受到了邀请。
经过国务院批准，郭琨、司马俊和宋大巧三人首次代表国家，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会议的三人既紧张又激动，提前准备了许多的资料，希望能在这次会议中跟其他几个国家进行友好交流。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每当会议讨论到实质性的内容，或者需要协商国进行表决时，大会主席总是敲一敲桌上的小槌，然后开口说道：“请缔约国代表离开会议厅，到外面喝咖啡休息。”
一连三十多次都是如此，最令人难受的是，大会商讨的实质性内容以及大会表决的结果，缔约国是不被允许知道的。
在这样的国际会议上，自己不但没有表决权，甚至连知道结果的权利都没有，让代表团成员感到十分屈辱。
郭琨三人含泪离场，并在心中暗暗发誓：“不在南极建成我们自己的考察站，今后我也绝不会再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出发去南极前，郭琨作为领队带领大家进行紧锣密鼓地准备工作，准备带他们征服那片不毛之地。
确定完建立科考站的地址后，要解决的就是出行的交通工具，当时世界各国采用的大都是具有破冰能力或者抗冰能力的极地考察船。
最终选用的是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向阳红10号”。
为了帮助科学家们解决在南极的衣食住行问题，各大厂家和科研单位纷纷加紧研制适合在南极使用的活动房，以及轻便耐磨耐寒又保暖的羽绒服、防水靴和适合在南极使用的特殊车辆。
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点整，“向阳红10号”带着锦鲤考察扎所需的500吨物资以及592人（其中有一人中途下船）的南极考察队起航出发。
去南极的科考队员都开玩笑说：“去南极，别的可以没有,遗书是一定要写好的。”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光是去南极的路上就充满着危险，斜穿太平洋的路上要经过五个风带，四个季节，十三个时区，船上所有人的生物钟都是紊乱的，但最难受的还是一路上的颠簸。
有的人一天能吐六七次，把胃里的黄水都吐了出来，甚至有人因为呕吐次数太多导致四肢抽搐，不得不几个人摁着他打点滴。
“一蹶不振，二目无神，三餐不进，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久(九)卧不起，十分难受”
因为难受，慢慢的变多的人选择不吃饭，郭琨愁得很想帮他们却又不止从何帮起。
“每个人每天必须按时到餐厅吃三餐加夜宵；晚上到点必须睡觉，中午至少午休一个小时，以此来保证充足的睡眠；另外每个人都要按时健身。”
在海上行驶了二十多天后，“向阳红10号”驶入了有着“魔鬼西风带”之称的暴风圈，狂风掀起的浪高达十多米，原本就颠簸的船如今仿佛行骑在浪头上，随它起起伏伏。
船上的队员们感觉自己就像一颗筛子，在船舱中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不停地晃动，但凡吃饭时遇到巨浪，这顿饭就算是“喂”地板吃了。
就连睡觉时，船员们也必须把自己跟床绑在一起，不然一个浪来了人就直接飞出去了。
12月25日，“向阳红10号”的甲板上罕见地挤满了人群，远处的冰山逐渐放大，有人兴奋地喊道：“冰山冰山！快看冰山！”
但这股兴奋劲却没能持续太久，他们来到原定的选址后，却在这里发现了几座小房子以及乌拉圭的国旗。
这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要为考察站重新选址，此时已经是12月末了，南极的夏季基本会在3月结束，因为“向阳红10号”不是破冰船，所以必须要夏天结束前完成建站并撤离，留给中国考察队的时间不多了。
但是选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考察站必须建在沿岸地区，附近要有充足的淡水湖资源，以及附近土地的硬度要适中。
为了方便转运建站物资，考察队的队员必须先建立码头，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中，他们就只能依靠依靠人力在冰冷的水中搭建。
但队员们常常会被一针针海风吹倒在水中，冰冷的海水倒灌进衣服中就是刺骨的疼痛。
因为穿着臃肿，手上还低着手套，许多精细的工作做起来十分费劲，但是去掉手套没一会手就会被冻僵，只能不停地哈气。
刚到南极时，因为没有通电，所有人都住在尼龙充气帐篷中，被大风吹、被雪压塌在他们眼中都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情。
每天早上5点左右，郭琨就会挨个掀帐篷叫他们起床，对于这段时光，许多人的记忆十分一致：寒冷、饥饿、疲惫。
经过5天5夜的努力，一座用木板修建而成的码头终于完成了，大家根本来不及庆祝，便马不停蹄的开始了卸货工作。
有一天，大家干到了凌晨四点，回到帐篷后直接倒头就睡，但到了六点多，郭琨就又开始挨个叫他们起床了。
看着已经连轴转了二十多个小时的队员们，听着帐篷中传来震天的打呼声，郭琨实在是不忍心叫他们起床。
但是今天十分难得，天气晴朗风力也不大，要是不趁今天抓紧时间干活，等到暴风一来就什么都干不成了。
郭琨只能狠狠心，挨个把他们都叫了起来，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在夏季结束前达成目标，不然到时候的环境会更加恶劣。
在500吨货物人工运到岸上后，大家又连续干了二十多天，每天至少工作18小时。
一座又一座红色的房子拔地而起，好在慢慢的通上了电，你们可以吃上热饭，晚上睡觉也不会再被冻醒。
1985年1月1日长城站开始动工修建，45天后竣工，像奇迹一样，波兰建站用了足足三年的时间。
一般来说，考察站建成后，科考人员会在夏季结束前离开这里，等到第二年夏季开始前再带上足够充实的物资进行越冬。
但是，长城站建成后，一些科考队员觉得这里的发电、通讯、食物以及各种生活物品都十分充足，纷纷请求留下来越冬。
“一个国家在南极能独立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个科学考察站，特别是一个常年站，充分显示了这一个国家的经济、工业、科学技术、航海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但当他见到原本一片空白的地方如今竟然建立起一座设备完整的考察站时，大呼奇迹。
1985年2月20日，考察队的队员们为长城站举办了一个落成典礼，大家喜极而泣，敲锣打鼓地庆祝。
长城站建成8个月后，郭琨再次代表中国参加了第十三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这次的身份时协商国代表。
从此，中国在南极会议上的地位变得不一样了，不但有了发言权，还拥有了一票否决权。
从1984年到现在，南极科考队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三十多年，如今的我们在那片冰雪天地中拥有了4座考察站，这都是一代又一代科考人员为国家为了科学而努力奋斗的结果。
“每次踏上冰雪荒原的南极洲大地时，心情总是异常激动，总是异常激扬，总想把所看到的一切都一点不遗漏地印在脑海里，铭刻在心中。每当翻阅资料、照片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到魂牵心系的长城站、中山站的怀抱中，回到执着追求的、潜心探索的、神奇的南极怀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