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管理学硕士和华盛顿大学工学硕士。2016年8月加入华泰证券研究所。此前先后任职于花旗集团、野村证券和美银美林亚太区总部的研究部。在2016、2014和2013年的“机构投资的人”亚太区评选中，个人及其领导的团队皆荣获油气行业第一名。
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我在这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也迎来了第10个年头。
回想10年前，从阳光普照的加州硅谷，飞抵初夏阴雨绵延的港岛，我的视觉、听觉和触觉冲击都是巨大的。
首先是视觉。记得刚到香港时，住在当时公司给我安排的服务式公寓，位于湾仔的轩尼诗道上。这条狭长的街道，一头连接的是金钟和中环的摩天大厦，仿佛置身钢筋混凝土丛林，一头是铜锣湾的车水马龙，人山人海。而在加州的几年里，平时看到的最高的楼便是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塔，看到人最多的地方便是周末的沃尔玛。香港的繁华，对我的冲击首先是视觉上的“挤”。
紧接着是听觉上的。跟美国大城市的白天警车汽笛常鸣，晚上宛如鬼城不同的是，香港似乎24小时都处于一个亢奋的状态。子夜熄灯就寝，虽然街道上车辆已然稀少，但耳畔依然传来不知从哪里发出“呼呼”声，就像是把遥远的车辆声汇集在一起，绵延不绝。久而久之，这个“吵”反而成了我入眠的催眠曲，太安静的环境反而睡不着了。
然后是触觉上的。年少时在家乡南京，每年最想离家旅游时，便是躲避六月的梅雨季。来到香港，却发现这里是江浙梅雨季节的延长版和加强版。每年里总有那么大半年，不仅衣服毛巾常常晒不干，皮鞋皮包上往往有白色霉斑，连墙壁上柜门上，摸上去都是湿漉漉的。
正当我带着对这些冲击的困惑，踏进中环的办公楼时，却很快发现这些都不是事儿了。这是因为：上班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每天在开着18度空调的办公室里完成超过16小时的工作后，回到家倒头便睡，管你是挤是吵还是湿。
我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花旗集团亚太区总部的研究部，覆盖亚太区和中国区的能源行业。在外资投行，研究部常常被看作公司的“大脑”，其中的经济学家一般都有着欧美顶级名校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学术水平绝不亚于任何高校的资深经济学家，他们强大的人脉网络使得很多人在离开投行后都去了政府担任高官。而各个行业的研究主管，基本都是在各领域扎根十年以上，有着极深的行业见解和人脉积累。我在花旗研究油价的几年里，有幸与当时的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共事，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便担任了美国负责国际能源政策的助理国务卿，在美国能源行业和政界，可谓一言九鼎。
在海外的投行业务里，研究部通过其深度的研究报告和专业的服务，是股票机构业务佣金的核心来源，但这只是其最狭义的职能。研究部的影响力，绝不只是局限在股价波动和佣金多寡。虽然在本世纪初科技泡沫破裂后，投行部和研究部之间建立起了非常明确的合规壁垒，但是研究部对于投行项目的影响力依然巨大。举个例子，我亲眼见过很多准备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在甄选承销商的时候，明确要求该行负责所在行业的研究团队需要在“机构投资的人”排名靠前，这样他们才认为上市后，股票才会有最为专业和客观的研究报告来覆盖，公司的真正价值才会更好地被发掘。
在花旗的四年里，我亲身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和香港投行业的深远影响。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两个周五，花旗的股票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在此前另一家投行雷曼兄弟倒下的阴影下，各种破产的传言四起。我们香港办公室的同事在这两个周五回家前，都已经把桌上和抽屉里的个人物品收拾好带回家，在电梯间见到彼此，讨论的都是周末公司是不是还存在，下周还是否用得着来上班。
所幸的是，由于“Too big to fail”，花旗两次陷入频临破产的困境都最终被美国政府解救了。记得当时周末两天哪里都没有去，一直守在电视前，心情比看世界杯决赛还紧张。后来，金融危机的阴霾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而逐渐散去，然而，经过这一波金融危机的打击，全球的投行业多年以来的风光便不再延续。很多在香港外资投行的人发现，出差的商务舱降到了经济舱，圣诞节在东南亚海岛的部门聚会改到了在香港办公室进行，就连办公室茶水间的咖啡机也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在经历过行业的大风大浪后，我在香港生活的心态也从金融危机中的焦虑与躁动，变得趋于泰然与平和，生活内容也变得更丰富多彩起来。在经过开始的适应期后，我越发觉得香港是一个非常适宜生活的地方。离开高楼林立的中环，半个小时内很快就可以抵达各种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比如赤柱、西贡、南丫岛等等。随着朋友圈的逐步扩大，我也经常在周末组织活动，带着一批“港漂们”上山下海，领略东方之珠魅力的另一面。我也在这里遇见了我的妻子，并拿了香港永居，从一个“纯港漂”变成了“新香港人”。在2012年离开花旗集团后，我先后加入了野村证券和美银美林，并带领自己的行业团队在“机构投资的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排名中拿下了连续多年全亚洲第一名的成绩。
▲ 2016年第三次荣获“机构投资的人”所在行业第一名后，接受评选机构专访
回望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的这20年，如果说前10年的金融业依然是外资主导的线年金融危机中逐渐走出来的后10年，便是中资券商快速崛起并将逐步取代外资的时代。随着中国由资本输入转变为资本输出，两地投资相互连通的今天，内地资金对香港市场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越了外资的影响，并逐步从外资手里夺取了定价权。作为局内人，我有幸亲历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去年夏天，我从美银美林辞职，告别外资投行生涯，加入了华泰证券研究所。陆挺所长在2015年初便开始打造的A+H一体化平台架构，在两地股票市场相互连通的今天，已发挥出了外资和其他很多中资投行目前不具备的优势。在陆所长领导下搭建的港股研究团队，也吸引了一大批来自国际国内顶级投行的明星分析师的加入，并快速完成了港股各行业的全覆盖，这也是近期香港长期资金市场上的一个热门话题。
搁笔之际，已近深夜，瞥见维港对岸的环球贸易广场大楼上也打出了“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滚动字幕。随着新任特首的宣誓就职，香港也将迎来回归后的又一个新时代。而我的香港岁月，也将迎来值得期盼的下一个10年。
